每个人的生活，每个人的磨难，每个人的理解都在变“轻”。

作者 | 钟毅

编辑| 宋爽

题图 | 《 Cassandra》

科技、社交媒体和线下生活都来到一个模糊的拐点。AI不再是自上而下地“降临”，而是和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更多交集，人们也正在塑造AI的“人格”。线下生活里，人们一边寻找“附近”，一边开始向往另一种逃离——比如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寻找情绪价值。

作家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不仅是一个创作者，也是一个观察者。社交媒体、短剧、AI等，都是他理解时代、让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同频的重要工具。

《新周刊》与他聊了聊过去一年文化上的一些变化，也试着借此了解未来的文化趋势。

我们只能探索即将发生的原创性

《新周刊》：《经济学人》将“信息泔水”（Slop）一词选为2025年度关键词。社交媒体在塑造流行文化上的作用力越来越强，你怎样看待这种作用力？它塑造流行文化的方式发生了什么改变？

李修文 ：我觉得社交媒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变成了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入口。

与此同时，经典本身——比如经典书籍、音乐等，纷纷变得碎片化。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看起来是一些即时的、情绪化的、碎片化的存在，但其中可能诞生出某种新的“经典性”。

今天我们的生存处境和以前经典化的年代完全不一样。过去每个人都需要出一趟远门，所以有一句话叫作“远行者必有故事”，一个人要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冒险。可是今天所有的冒险都已经完成了，过去要在冒险当中形成的人格，变成了如今“互相眺望”的人设。经典可以改造人、让人发生变化的那样一个年代已经结束了。

（图/unsplash）

社交平台让每个人的生存都远离了过去那种经典化的处境。每个人的生活，每个人的磨难，每个人的理解都在变“轻”——这是米兰·昆德拉说的那种“轻”。

在这种时刻，社交媒体还仅仅是个工具吗？在这个时代里它难道没有成为我们的四肢和感官吗？

《新周刊》：过去一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，AI从一种科技新现象变成人们的日常。你认为在未来一年里，AI与我们生活的关系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

李修文 ：我自己少用AI，但我有一些朋友写完了小说之后会让AI提一些意见。那些意见对某一些小说来说还是提得蛮准的，但我恰恰比较警惕这种“准确”。

AI的判断基于数据，基于西方化的、甚至是麦基式的、"救猫咪"式的故事，它显然不是在中国语境之下来看待我们的故事。

但我觉得AI是一个很好的写作助手。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写作时要翻查大堆的资料，如今有了AI，确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省了很多力气。

（图/unsplash）

《新周刊》：作为创作者，你觉得大家需要警惕AI吗？

李修文 ：不需要。你一定要相信AI能够建立真正的原创性。这个原创性不是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寄托于AI，而是要意识到，创作的未来一定是“人机共创”。

AI作用于一个创作者的方方面面。当我们的生存处境被AI强烈介入之后，再谈过去意义上的原创性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只能成为共谋，只能和AI一起探索即将发生的原创性。

过去很多哲学思维的来源，来自我们在跟世界的相处中产生的挫败，来自我们和其他人沟通时的艰难，来自世界的不可驯服、无法战胜。当整个世界已经科技化，那种古典哲学所提出的纯粹的问题，已经让今天的技术社会受益了。正是在受益的情况下，才诞生新的技术、新的处境，甚至诞生新的哲学，比如技术哲学。

技术哲学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天回观自己、解决自身问题的一条路径。文学和音乐也一样，它们长出了新的翅膀，使我们能够真切地回观自身的匮乏——新技术一定会让我们见识到我们所不能抵达的地方，超越我们的匮乏。创造力正是从我们匮乏的地方产生的。

文化产品从大众走向分众

《新周刊》：2025年你出版了两部小说集，打动了很多人。有人说近几年是出版行业的“末年”，作为行业内的参与者，你觉得小说创作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

李修文 ：通过近期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我明显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触角、大家讲述的领域在变宽。

过去，我们会写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失败的人、失意的人，但其实很少看见这些主人公的抗争，这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。有很多没有办法抗争、无力的年轻人，一定会把他们的感受带进他们写的人物中。所以过去这几年里，年轻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，很少有抗争的人、站起来的人、玉石俱焚的人。

但是近期一些年轻作家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在不断地深入到历史当中，深入到“我们从何处来”的“前世今生”当中。所以，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产物。

《新周刊》：2025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作品是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《疯狂动物城2》这样的动画作品。它们的联名商品随处可见，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怎样看待二次元文化的流行？

（图/《浪浪山小妖怪》）

李修文 ：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故事，完成对他人的眺望和理解。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不了这么巨大的原创力，这才是当今电影、文学等很多原创工作者的真实处境。

真人电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：它的故事往往迟滞于个人对生活的感受。电影越来越变成时代情绪的产物，所以电影必须激发出大众的情绪，才有可能获得高票房。

影视内容要和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同呼吸、共命运——我们的审美一致，我们的笑点一致，我们对每一个桥段的感受力一致，才可能被关注。

很可惜，很多创作者都老了。过去的叙述无法匹配今天年轻人的情绪和审美，激发不了他们的热情。

《新周刊》：你对短剧也很关注，提到过它和《世说新语》等古代文学有类似的地方。2025年短剧的产值已经超过了电影，这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的转变？

李修文 ：我觉得短剧其实已经在转变了。

首先短剧是大众文化产品，而大众文化产品要满足最广大人群的需求。所以短剧所经历的发展路线肯定跟任何的文化产品一样，从大众慢慢地走向分众。

但我看到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。在很多古装微短剧里，对社会话题的表达越来越明显，当下的情绪越来越重，它们所呈现的甚至不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。微短剧里的很多人物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深度，这种深度不是一种文学的深度，而是伦理的深度。

比如复仇爽剧。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复仇爽剧里的主角，渐渐具备了现代人的特征。有的角色看起来很强势，但其实他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，而不是过去那种仅仅用“庶出或嫡出”来简单划分的角色类型。

这种变化是静水深流的。就像传奇小说、武侠小说诞生之初，大家都不会想到，之后会有金庸这样的集大成的武侠小说大师出现。

（图/《倚天屠龙记》）

但短剧首先是大众文化产品，我们没有必要在大众文化产品里寻找某种经典化的深度。大众文化产品的经典性往往体现在对伦理观的展现上，例如作恶的人必须受到报复、叛徒没有好下场等，这些是经典伦理观。

创作者在这种经典伦理观的基础上，结合时代的变化，将作品引向深入、引向复杂。

时代的情绪就是“杂念丛生”的

《新周刊》：2025年的另一个文化趋势是长内容的爆发，比如很多头部明星开始做视频访谈，同时内容行业也进入某种暧昧的“短长之争”。你怎样看待长内容与短内容的变化？你觉得2026年长内容会逐渐流行吗？

（图/《陈鲁豫慢谈》）

李修文 ：我也感受到了。但我觉得短视频只是一个入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短视频的世界里，但是短视频真的让我们那么满足吗？

比如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，但是大部分历史类短视频都没办法令我满足，那我就会去寻找长内容、长视频。我们谈到长视频、短视频的时候，并不是指时间的长短，而是一种方法论、创作观上的区别。

今天长视频的结构，和过去我们在电视媒体上看到的那些视频是非常不一样的，现在我们熟悉的其实是某种“短视频化”的长视频。

现阶段仍然是短视频的胜利，仍然是短视频在改造长视频的结构和讲述方式。本质上，这些长视频都已经受到了短视频的重塑。

《新周刊》：2026年也是《新周刊》创刊30周年。在2026年，你觉得一本新锐的文化杂志，可以做出哪些创新的地方？

李修文 ：其实我觉得你们一直都在做创新。现在的杂志，肯定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纸面意义上的、拿在手上翻的读物。所谓杂志的“杂”，过去是指内容上的杂，现在主要体现在媒介和材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