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文龙腾讯研究院特约作者

1815年6月18日，滑铁卢战役尚未结束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穿越英吉利海峡，在伦敦交易所的同行还在等待官方战报时，把惠灵顿胜利的消息提前24小时送到了内森·罗斯柴尔德手中。内森本身没有亲自上场买卖股票，他就站在交易大厅的柱子旁边，先卖出英国国债。其他交易员看到罗斯柴尔德在卖，以为英国战败，跟随抛售。在恐慌的最低点，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们，借助一个个中间账户，悄悄把大部分英国国债买了下来。

当然，这个故事的真伪在历史学界仍有争议，但它揭示了一种古老的资本结构，真正掌握权力的人，往往不亲自在场。在场的，是他的代理人，他的信使，他的影子。

两百年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代理人。我们叫它AI分身。现在，我们的分身在代替我们社交，替我们工作，替我们在场。但紧接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当分身替代了你的大部分活动，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你，正在做什么？分身省下来的时间，去了哪里？最关键的是，当你不在场时，谁在以你的名义行动？

两千年的代理史

13世纪，意大利商人发明了代理交易（commenda）这种合伙形式，把“人在威尼斯的资本”和“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劳动”分开计价。资本所有者不出海，承担风险并分享收益。代理人替他出海，承担更多风险，分享部分收益。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性地把肉身的在场，从“获益”中剥离出来。

到了17世纪的伦敦咖啡馆，劳合社的雏形在那里成型。船东们不用再亲自迎接每艘归航的船，而是把”接受坏消息的权利“批发给一群陌生人。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，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股票，从此投资和经营被永久性地拆开，你可以拥有一艘船，但你不必出现在它的甲板上。

19世纪的电报网络，让代理变得更密集了。信息传输的速度，第一次超过了信使本人。伦敦发出的一道指令，几小时后就能在孟买被执行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敏锐地指出过：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发明，是让价值从人的肉身中抽离出去，变成一种自我增殖的、不需要在场的存在。

进入到20世纪，代理结构进一步抽象化，形成了期货市场、信托制度、委托投票等主要的几个机制。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里观察到一个细节：现代国家的核心技术不再是军队，而是人口普查、地图和博物馆。这三个事物，都不需要被代理人本人在场。

在场的稀缺性正在被定价

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AI分身代为行动时，亲自在场会被重新定价为一种稀缺资源，并产生成本。成本包含两个层面：

第一，注意力的反向贬值。人类大脑是一个在场训练出来的器官。詹姆斯·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早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，注意力不是被给予的，而是被环境召唤出来的。当你不必亲自处理一段对话，不必判断每一个选项，你大脑中负责相应部分的回路，势必就会萎缩。这跟肌肉一样用进废退。

第二，关系的可疑化。在AI外包了你的社交这个层面，这个进程正在让人际关系可疑化。人类的社交网络，是一个互相在场的契约。我相信你的微信消息是你写的，正如你相信我的点赞是我亲自点的。一旦AI分身平台普及，每一次的“互动”，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：这到底是他本人，还是他的分身？

欧文·戈夫曼在《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》里讲过一个核心命题：社交不是信息交换，是表演。而表演必须有真实的演员。当所有演员都可以被替身扮演时，整个剧场，就会失去观众的信任。我们将不得不为”确认对方真的在场“花费额外的精神成本。这种成本，就是分身税的第二层。

第三，意义的稀释。汉娜·阿伦特在《人的条件》里，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：劳作（labor）、工作（work）和行动（action）。其中，行动是最高层级的，它指的是人在公共领域中说话、行事、留下痕迹的能力，是显示自己是谁的唯一方式。在阿伦特看来，一个人的存在感，几乎完全依赖于他在公共领域的“行动”，被他人见证。但当你的行动被分身代替，特别是你的发言由分身代言、你的关系被分身维护、你的影响力被分身扩散，你的“显示自己是谁”这件事，就被以你之名的他者悄悄替代了，这不只是赛博格意义上的人机融合，而是身份的稀释。

所以，分身税就是“在场”这件事在社会中被悄悄涨价后，所有人为不在场支付的代价。

分身经济的不平等

第二层不平等，是算力的不平等。让分身全天候运作，需要持续算力。一个能为分身买更多GPU的用户，他的分身可以更高级、更复杂、更“像他”。这种算力阶级化，可能比以往的资本不平等更隐蔽，但后果更严重。

第三层，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层，即在场的不平等。真正有权力的人，他们买分身不是为了不在场，而是为了让分身去处理那些他们认为不值得自己在场的事情。会议、社交、应酬，让分身去。而真正重要的决策，真正稀缺的资源，真正重要的关系，由他们亲自到场。这跟罗斯柴尔德的故事是完全同构的。真正掌握权力的人，从不在场参与小买卖。他们只在关键时刻亲自现身。

但是对普通用户来说，分身提供的是相反的服务。它让你可以不必亲自处理那些“本来应该塑造你的事情”。分身替你点赞，你不必亲自维护友谊，分身替你发言，你也不在亲自承担表达的风险。你无需再经历社交尴尬，因为分身就能处理了。

但这些塑造性的经历，也就是能够决定和定义你是谁的经历被外包之后，剩下的只有那些无法外包的，比如吃饭、睡觉、生病、衰老。有人用分身减少琐碎，有人用分身减少塑造。这可能是分身经济最深的不公平。

为“在场”这件事，留一个位置

工业革命让大规模手工劳动外包给机器，但是人类社会，并没有因此崩塌。我们重新定义了哪些劳动是机器的，哪些是人的。互联网把信息的分发，外包给算法推荐，我们也在一步步反思中，逐步重建了技术伦理。可以说，每一次代理结构的扩张，都需要相应的边界重建。AI分身这一轮，我们也需要类似的边界。边界的具体位置，每个人会不一样，但是边界本身的存在不能省略。商务邮件、公共会议、浅层次的社交可以交给AI，但更深层次的交互，涉及到塑造人之为人的事务，需要由人来完成。

健康的人际社会，核心并不在于社交效率，而是参与者愿意为重要的关系亲自在场。这意味着，我们要重新学会回答一个被遗忘的问题：哪些事，我必须亲自做？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外包出去，最后剩下来的“你”，或许只是一个吃饭、睡觉、衰老的躯壳。意义不是别人替你制造的，而是你亲自在场的副产品。

而从社会层面，或许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分身披露的机制。当你与一个账号互动时，至少应该有权知道，对方是真人还是分身。这个机制的本质，是给人际关系划定一条经济学边界，分身不能冒名。

这些建议，只是一些自我提醒。或许我们不该把AI分身当成快一点的代理人。它是一个新物种，需要新的边界。

不在场的人，正在被重新定价

两百年后，我们再读罗斯柴尔德的故事，常常把焦点放在“信息差”就是金钱这个层面。但如果换一个视角，罗斯柴尔德故事真正的资产，就是他的“不在场“本身。他不在场，所以没有人能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他的判断，并且他可以用他人的恐慌来反向获利。他不在场，他的每一次现身才因此稀缺，才有压倒性的权重。

不在场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稀缺。

而AI分身正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，就是它让不在场变得过于廉价，也过于无差别了。当所有人都可以同时不在场时，就没有人能够用不在场换取任何东西。用分身买到自由，似乎本质是放弃了在场的议价权。